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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民》:符号化的特质与道具的意象性设计

一场看起来证据确凿的少年杀人案件,十二个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陪审团,他们需要达成一致的意见来判定少年是有罪还是无罪。在这场不同立场的人企图相互说服对方的争论中,各种问题一一浮现。

《十二公民》:符号化的特质与道具的意象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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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民》是以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为蓝本改编而成。195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被誉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法律电影之一,曾被世界各国翻拍成各种各样的版本,包括电影和话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因为《十二怒汉》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它放在哪个国家都适用。

电影就一桩司法案件的讨论展开,十二个不同职业并互不相识的人组成陪审团,并对这起案件的嫌疑人是否有罪进行讨论。

该电影彻底摒弃了偶像阵容,数字特效等商业化元素,依托导演徐昂的深厚功底,将舞台戏剧的风格移植到电影之中。在这部电影之中,故事内核与影像文本的符号化特质成电影受众聚焦该片的重要原因。

关于这部电影的主题思想,许多观众都认为是抨击冤案,批判社会问题,实则不然,导演徐昂想探讨的是陪审团12位成员自身携带的“偏见”:任何人遇到事情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在模拟法庭的审判过程中总是不自觉的掺杂自己的主观臆想,无法做出理性而又公平的判断。

在这种“偏见”下,矛盾和误解也就容易滋生了。

这场审判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即这种“偏见”是具有普遍性的。恰如《十二公民》的宣传语“十二个中国人,十二亿声音”一样,十二位陪审团成员所代表的正是其身后的十二亿的声音。

影片参加罗马电影节的时候,反响比较强烈,有人曾说在意大利也有这种现象,大家都充满偏见,没有人被真正的理解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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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这种故事内核,导演徐昂利用封闭性叙事空间和舞台式戏剧表演来展现故事背后的人间百态。

他同时也利用画面造型的符号化特质和物件道具的意象性设计将普通公民社会责任的缺失与法律意识淡薄等现象表现的淋漓尽致。

画面造型中所隐含的符号化特质

画面造型的视觉符号是影片表意的具象化手段,亦是激发观众审美体验的艺术化形式。《十二公民》的角色设置,形象设计和服装造型等,成为画面语言中符号化表征最鲜明的特色。

“影视服装具有写意性和象征性,在形态上可以产生一定的寓意,通过一些具体感人的鲜明形象来代表剧目中某种抽象的观念或感受。”

电影中陪审团成员的服装造型以及道具设置成为了人物身份和性格的物化标志,十二公民成为十二亿中国人的缩影,道具和服装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成为角色表意性的文化语境。

作为影片主角的八号陪审员,黑西装白衬衣成为其庄严形象的化身,“我就是想讨论讨论这件事”的态度,映射出其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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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证件的凸现并不是为了让故事的主题得到升华,而是为了消解观众对于八号陪审员形象的质疑,同时赋予八号陪审员在这场模拟审判中充当引领者的身份,也照应了检察机关公务人员理所应当的身份认知。从而使得对法律意识的坚守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成为影片的价值导向。

本拥有严密逻辑和理性思维的数学老师对于如此严肃的案件竟以“没什么可说的”,一笑置之的荒诞和参而不语的敷衍态度从而显示出其公民意识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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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三号陪审员和其他陪审员陷入纠纷以至于出现肢体冲突的时候,二号陪审员总是以一副老好人的形象来调解纠纷。

三号陪审员(出租车司机)对于案件的偏执源于与儿子所造成的严重的心理阴影,即寒心与堵塞,又源于其职业过程中难以获得的身份尊重,并通过所谓的孝道偏执报复性的传递出来。

急诊科医生基于自身的职业环境,虽然生命经常在其身边消逝,但是他仍然发出了“尊重生命”的唿声,表现了他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独特的理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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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存至上的十号陪审员,对一切侵害自身利益的事件都极力排斥,拿着一把扇子,身穿黑色小褂,极具舞台化和戏剧性的服装造型内含强烈的象征意味,是城镇房东蛮横和傲娇性格的外化。

花衬衣、编织帽、弯曲的嵴背,勾勒出七号陪审员追逐权势、卑躬屈膝的底层小商贩形象,对与自己无关的命案呈现的漠然态度与其生活的卑微无奈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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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文革创伤的老人,基于自身经历想要支持八号的姿态、以及对十号“无权贬低河南人”的指摘等,都透露出积极的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

画面的精巧构图与摄影的角度选择共筑成隐喻式的视觉符号。

俯拍视角下的座位次序,隐性地构建了人物的戏剧冲突。一号陪审员对面的七号是为了配合李老师的西法课来凑数,二人对视的座次处于陪审团的中立位置,刻画出一号陪审员对整个审判过程及局面的掌控无力和七号的敷衍姿态;十号与处于长桌两端的一号和七号则形成一种稳定的三角结构,显示出七号在陪审团成员激烈辩驳中的调和作用。

隐身检察官与出租车司机对立位置的有意安排,形成了二人直面的对峙视角,隐喻二人即将产生白热化的争执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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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影片采用自然光造型,表现时间进程的天色变化与影片节奏相辅相成。随着陪审团成员之间冲突的起承转合,由晴转雨最后转晴的天气成为表意的自然物象。当十二比零的无罪结果出现时,柔和的自然光照进偌大的会议室,化解了封闭空间内火药味十足的压抑氛围;类似舞台照明投射的高光灯,则传达出对公民意识淡漠和对法律认知浅薄的烤灼。

十二公民形象都是社会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戏剧符号。非静态的形象符码根植于人物性格和生活角色,在模拟审辩中折射出当下中国鲜活而又复杂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文化观念等社会生态;充斥辩论始终的无序状态和公民意识的缺失,成为当下中国秩序异常的一种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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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的服装造型和形象设计,拼贴成中国社会现实情态的“清明上河图”,指代了不同阶层承受的时代创伤和价值理念。影片浓重的符号化色彩,不仅映射出充满戾气的当下时代对“他者”的集体无意识,而且能够激发观众的主动参与和领悟思考,最终形成基于各自身份和现实认知、并寓于现代性文化语境的社会审视与审美体验。

物件道具的意象性设计

《十二公民》被称为“戏剧电影”,简单的舞台化场景和表演的封闭性空间,赋予在场的每一个物件凝练的意象性特点。“意象是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基本特征以达到人类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意象作为情感性或思想性表意的事物形象,它通过具体物象的寓意,经过观众的感知、想象和体悟之后,寄托并延展了物象的意义表达场域。

《十二公民》中的灭火器、空桌椅、国徽等事物影像,在自然光效的烘托和逼仄空间的镜语中,都被凝结成具有意象性的电影符号。

模拟法庭的第一个镜头中,大量的灭火器处于画面的前景。灭火器的出现构成画面中具有象征意味的结构形式,刺激并吸引着受众的视觉感官。十二公民围绕“富二代杀父案”唇枪舌剑展开的辩论战,对话空间酝酿出十足的火药味,言语冲击构建了整部影片的戏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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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公民基于各自的阶层身份诱发的心理情绪,在这个封闭的模拟空间中不断发酵,直至最后的爆发。影像文本构建的镜语体系中,诸多的灭火器能否熄灭人们心中的怒火呢?由灭火器的意象符号设置的象征性悬念,在影片结尾处一镜到底的场景设计中给出了圆满答案。

有限的画面空间中充斥着大量的看台、空空的长椅和零星散布的座椅。这些物象的入镜,一方面作为物理空间的填充物,使画面造型丰盈饱满,形成极具戏剧化舞台造型特点的电影空间;另一方面,看台、座椅等作为日常物件,它们的安放是让人入座的,而影像中空空如也的场面则形成一种明显的缺席。

《十二公民》:符号化的特质与道具的意象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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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灭火器的安排是为了浇灭十二公民在争执过程中产生的怒火,那么如此众多的空椅子意象何为?潜在意义上,这些椅子架构出电影的意义空间,虽然十二个人对于案件的讨论已经达成了统一的意见,但是大量空座位的意象设计,象征着还有许多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意识的觉醒和质疑精神依然缺席。这样的空间设计不仅具有显在的视觉意味,也更使得画面影像体现出舞台戏剧的意象性美学特征。

《十二公民》:符号化的特质与道具的意象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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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照明的光效之下,窗台上庄严的国徽成为单调空间中最具观念意识的物象符码。国徽的居高临下使其以俯视的姿态注视着陪审团,每一个公民关于案件的法制性表态都被纳入国家法律的威严之下。国徽的表征性同其蕴含的公民意识,在十二个公民的言行中形成语义的背反;牌匾“为人民服务”呈现的意识观念,与公民们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形成对比。

国徽和牌匾象征的公民主体意识,被众多宣泄式的言行消解的支离破碎,二者的分裂着实是对当下社会公民意识淡漠的讽刺。国徽的存在与检察官独现的中近景镜头具有明确的一致性,也是以暗喻的修辞传达出八号逻辑和价值观的正确。尽管室内空间整体处于暗色调笼罩之下,但有“国徽在光明的窗台上”这一寓象设计,便构筑起了电影意义生成的物理场域。

《十二公民》:符号化的特质与道具的意象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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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民》中,物件影像的表征性与意象符号的丰富性如影相随。七号陪审员背后的风扇始终是一种沉默的存在。风扇坏停的状态加剧了室内的空间热度,与陪审团辩论的白热化具有共生的意味,从而达成戏剧效果的累加。背景画面中的国徽、乒乓球台等本土化物象,随处散发着中国的意味;蒙尘的白色警车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物象。

作为执法代表的警车被灰尘遮蔽,如同影片中陪审团对案件的辩论,从最初只有一票质疑到最终全部投票无罪的逆转,构成法律蒙尘与去蔽的写意性映照,间或有些反讽的荒诞意味。

电影空间中各种物象的集合,与影像文本的互动性和文本意味的指向性同质同构,使影片在法律题材的外衣包裹下,内蕴着中国社会现实的在地性,更使得影片成为跨文化改编的成功案例。

来源:缺氧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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