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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打官司影评: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这是一部永远不会过时的电影,每一代人都能从这土得掉渣的乡村生活和淳朴的乡民观念里,咀嚼出传统和现代冲突所带来的无奈和尴尬。张艺谋的早期作品喜欢呈现国民性,比起《红高粱》的悲壮、《活着》的沉重、《菊豆》的残酷,《秋菊打官司》 里浓厚的乡土显然更被国人认可。

电影的故事很中国,秋菊的男人“老实人”庆来,要在自家承包地里盖“辣子房”,因为违反了国家规定被村长阻止。庆来便骂已经生了四个闺女的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气急之下村长一脚踢了庆来的命根子。于是乎倔强的秋菊打起了官司,向政府讨要一个“有理”的“说法”。

秋菊不断唠叨“他不能随便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因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还不知是男是女,村长这一脚要是把庆来踢出‍‍一个毛病,那计划生育就把他们提前计划了。按照宗族传统,村长无论如何是不占理的,秋菊需要公权力认可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对于村长来说,自己为维护国家利益被庆来羞辱,他需要公权力维护的,是他作为公家人的“面子”。

但是乡里的调解、县里的复议决定、市里法院的判决,一直到最后村长被警车带走,秋菊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说法”。反倒是传统乡村讲人情重面子的习俗,在一次次法律的介入之下显得无所适从。法律启动的权利意识,对传统乡村潜在运行了几千年的权力意识的冲击,更是让秋菊和村民们不知所以。

中国文化里,每个人都被暖暖的人情包裹,面子观念源远流长。如何理解传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所处的环境,秋菊的困惑是传统人情社会和现代陌生人社会偶然碰撞的尴尬结果。

《秋菊打官司》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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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心理学家黄光国把关乎人的道德的面子问题称为“道德脸面”,把关系到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能力这类面子的问题叫做“社会脸面”。社会地位高的人,面子就大。

道德脸面是一个人所固有的,没干缺德事就不会改变。可是社会脸面却可以增加或者减少,我们常说“给面子”或者“不给面子”就是针对“社会脸面”。

李公安第一次到村里调解时对秋菊说:“你就是个犟人,他好歹‍‍是个村长,你要给个面子。‍‍他把钱都掏了,‍‍那不就是换个说法。‍‍”秋菊虽然不情愿,但是她也承认村长的面子比自己大,“给村长一个面子”这个道理她是懂的,于是接受了李公安的调解意见。

调解时屋外都是看热闹的村民。对村长来说,没有儿子原本已经很没面子,还被公然辱骂“断子绝孙”就更没面子,如今领导上门让自己再赔二百元钱,这个面子如果不挽回,作为一村之长那就无地自容了。

于是村长盛气凌人地把给秋菊的钱撒了一地:“别人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你以为我软了?我是看李公安大老远跑来一趟不容易,‍‍给他个面子。地下的钱一共二十张,‍‍你拾一张给我低一回头,‍‍拾一张给我低一回头,‍‍低二十回头这事儿就完了!”在村长眼里,秋菊的低头才是自已彻底挽回社会颜面的方式。

本来就坚信自己占理的秋菊给村长撂下一句话:“我今天来就不是图个钱的,我是要个理……,完不完你说了也不算。‍‍”秋菊争的,是这个道德脸面。

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博士写了本《中国人的性格》,说中国人重视面子,是因为太喜欢看戏,结果把生活也当成了演戏。的确很有道理,因为面子是给别人看的,要挣面子,就得把好的一面露在外边,坏的一面藏在里边。这就好像演戏,舞台上全是表演给人看的东西,至于不能给人看的,都藏在后台里面。

《秋菊打官司》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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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是这么说的:面子这个词,不能翻译,也不能下定义。它好像是荣誉,而又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人一种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没有实际的,可是男人争夺它、女人为它而死……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中国人靠它活着。

县里维持了乡里的调解结果。村长不无得意地对李公安说:“秋菊上了回县城,就弄了个这,我还以为要把我枪毙了呢!”

李公安显然看到了秋菊执拗的地方,于是对村长说:“这回你听我的,‍‍回去给秋菊两口子多说些面子话,‍‍这事儿就完了。”

村长质疑“面子话怎么说”,李公安教训村长道:“你看大家都忙忙的吗?为你这事我都跑了几回了,‍‍刚才县上裁决你又不是没看,‍‍你不丢面子吗?‍‍”

村长委屈了:“你说有啥事乡里解决不了,‍‍凭啥到县里臭我名声,再说我大小是个干部,‍‍以后在村里我没法工作!”

李公安安慰村长:“她也不想把你怎么样,她就是要个说法,‍‍你回去就给她个说法!”

村长撒气说:“钱我给,说法我想不通!”

秋菊讨要的是自己男人就是天大的错–“也不能踢命根子”的一个情理;村长在乎的是–自己生不出儿子也不能被人奚落的面子。

秋菊和村长,在法律关系上不过是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但是他们各自需要的却都不是钱,而是钱所不能赔付的那个“情”和“理”,以及情理之中中国人最在乎的脸面问题。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是通过给谁面子、不给谁面子、给多大面子,来解决资源分配问题的。因此每一种身份,就对应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就失了面子,会很丢脸,如果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会很露脸。

生活在差序格局里的村长和秋菊,自然都不能“失了面子”。

《秋菊打官司》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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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幽默地说,外国人不懂中国的事儿,中国精神的纲领就是“面子”,只要抓住这个面子,就像揪住了阿 Q 头上的那根小辫子,牵他往东就往东,牵他往西就往西。

在中国人情社会里,面子的影响很大,这是我们的民族性格。谁要是觉得自己失去面子,必然自尊心受损。中国文化重视和谐,强调不得罪人,我们和人打交道时,即便不能给对方增添面子,也尽量不要伤害人的面子。

李公安带着县里的结论拎着点心到秋菊家,说是村长赔礼道歉送的。庆来真诚地告诉李公安:“他是村长吗,俺又能把他怎么的?‍‍再说日后都得在一个村子里过,没完没了的没啥意思,‍‍县里定下的事我们没意见。庆来爹也赶紧说“我也没意见,政府定下的我也没意见。”秋菊也信以为真,“钱不钱的无所谓了”。

后来市公安局的复议书只是让村长再加五十块赔偿款,这个结论让村长不无得意,他告诉原本就胆小的庆来:“我听说秋菊在市里把公安局长的小汽车坐了,‍‍闹了半天就是让我多给五十元。我跟你说,我不怕你们告,‍‍我是公家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上面都知道,‍‍他不给我撑腰,给谁撑腰。‍‍”

从市里回来的秋菊遇到了给村民送牛的李公安,就打招唿问牵牛做啥,李公安不无讽刺地说:“你这事情越闹越大了,‍‍县上把我也批评了,‍‍复议书的事是文书给马虎了,我给你道个歉……,我这个公安,‍‍连你的事都没办好,只能牵牛了。‍”

面子的本质,就是社会对个人道德、能力、成就的认可,秋菊、村长和李公安,都需要公权力对自己面子的确认。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一个符合别人期待、被认可的人才有面子,才能够面对他人,没了面子,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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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际关系的模式是人缘、人情、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在传统的乡村差序格局里,村长代表宗族的身份权威,也代表政府的政治权威。但是不论他是什么权威,他都是生活在乡村社会里的一个乡亲。

因此即使被秋菊从乡里告到了市里,他仍然不计前嫌地在风雪大年夜组织村民送秋菊去医院生孩子,这就是乡村社会讲人缘和人情的一面。出了医院村长还不忘告诉庆来说:“我送村里的大肚子去医院也不是头一次,这和打官司是两码事,秋菊好后,她爱告还是告去。”

当然这里面也有村长看到秋菊若干次折腾后的结果,已经很笃定政府是“向着”自己的。此时讲这么一番话,不但可以向村里人展示他作为干部不同于一般群众的思想水平,而且也把秋菊置于一个被动的境地,秋菊要是还要继续告状就是不通人情了。

另外从日常生活来看,即便秋菊到村长家去讨说法,她也照样和村长的家人嘘寒问暖,村长老婆甚至还不时插嘴帮秋菊说上两句好话。复议决定下来以后村长给庆来钱,也是村长媳妇放进不敢拿钱的庆来手中,这都是乡村生活很有人情味的一面。

从市里回来后庆来不愿意秋菊再这么闹了,因为“旁人都觉得咱不好处人了”。村民不无奚落地开着庆来的玩笑,“你把腿夹紧了,要是让村长再踢你一脚的话,‍‍秋菊就把官司告到北京去了”。在村民眼里,秋菊一遍遍的上告,得理不饶人,已经是不通人情事故、不明事理的行为了。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通过一系列社会现象的对立面来建构社会,而是在社会现象的融合面上来建构社会的。李公安听了秋菊的控诉,并没有直接处理村长,而是亲自到村里做工作,调解二人纠纷;后来县里维持乡里的决定也要求“双方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以安定团结为重……”。

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这是熟人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第一准则也是首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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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传统不仅活在过去,而且活在当下。传统不是一件外衣,想脱就脱,想穿就穿。传统是活的,活在我们的血脉里,活在我们的灵魂中。

有人说秋菊一次次走出村庄的行动,是她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没有去拾村长仍在地上的钱,反而拾起了女性的尊严。但其实真正赋予秋菊挑战权威勇气的,恰恰是她对女性附庸于宗法这个观念的捍卫。

在乡村原有的秩序格局里,一村之长基于身份权威盛气凌人是可以忍受的,只是这次村长的行为冒犯了更高的权威—乡村社会的宗法传承,这才是秋菊坚定地认为她能讨要到说法的根基。

其次,秋菊的一根筋与权利意识、法治观念也没有太大关系。她的行动并没有自觉到挑战现有制度及秩序格局的地步,所谓“他是村长,打两下也没啥”就是她对传统人际关系的认可。在讨个说法的过程中,她所期望的,要么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期待的为民做主的青天,要么是更高级别的“衙门”,而不是维护她权利的法律。

秋菊的不断上访也是传统戏剧里民告官的方式,她说:“我是老百姓,你们都是公家人,谁知道你们在底下是不是都商量好了。”也是戏剧唱词一般的现代呈现,更有趣的是每次都是柳暗花明的戏剧般的好运气。

秋菊是被裹挟进了法律的世界,就好像有人生生给她手里放了一件武器,这件武器每一次举起和放下,都不是基于秋菊的主观意识,乃至于法律的每一次介入都是那么突兀和生硬。她想不通作为好人的局长也会当被告,更想不通村长怎么就被警车带走了。法律不但没有给她一个说法,反而给她制造了新的困惑。

《秋菊打官司》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电影中每次秋菊走出村庄都有一段“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秦腔唱起,秋菊用一遍又一遍打官司的行动来表达着自己的处境与希望。

在秋菊的视野里,她要的那个说法,不过是中国人传统秩序格局里的一个情理,而不是什么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传统的生活秩序使得村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有着极强的修复功能,但是长鸣的警笛反而打破了这个秩序的祥和平静。

世道在变,制度在变,人的心灵也在变, 也许今后秋菊的日子还是那样一年一年地过,但我想她的观念已经有所不同。

作者:自在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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